自序：拙作《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经北京华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后利兹联客场收获分，表现令人期待militaries，我将书中部分谈及围棋的威廉希尔官网内容集纳写了一个《谈围棋》系列文章，一共七集，已陆续发表，无想读者甚众，反响亦较大。这也反映了国人对围棋这一国粹的喜爱程度。但我总觉得自己就围棋这个话题还有不少想法没有表述出来，倘就此罢笔，实有点遗憾。比如有关围棋的发展史等。为此，我还想陆续将自己关于围棋的新的思考和研究撰写成文，以与读者和学界商榷。这里我拟谈一下自己对围棋之"道"，即围棋盘发展变化历史的一些新的看法及体会，以飨读者。
众所周知，围棋的变化多如星辰，不可穷尽。但围棋是何时被我们的祖先发明的呢？迄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战国末年的先秦典籍《世本.作篇》曰：尧作围綦。这是迄今唯一可查的也是最早的一个说明围棋发端时期的文献记载。1964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也认可这种说法，甚至根据它自己的考证将其确切年代定在公元前2356年，距今4300余年。按照史载尧的生卒年龄算，即是说这位活了140岁的帝尧是在其90岁那年创造了围棋。利兹联客场收获分，表现令人期待militaries他的儿子丹朱很喜欢下围棋（丹朱善之），当然也有认为尧是因为自己的儿子丹朱愚笨而特意发明围棋，"以教丹朱"。可是，这个时期的考古并没有发现围棋的遗迹，但跟围棋类似或可能与围棋相关的文物却有出土面世的。
比如，1974年甘肃永昌县鸳鸯池考古遗址就出土了好几种原始社会末期，也即4150年前，属于仰韶文化类型的陶罐，其中一些就绘有不少黑色、红色甚至彩色的方形条纹图案，线条均匀。纵横交错，格子齐整，形状很象现在的围棋盘。这些方形条纹图案上面的纵横线条一般有十一至十三道（现在的围棋盘是十九道，但是逐步发展而来的）。考古学家将这种罕见的图案称之为（围棋）棋盘纹图案。
4150年前这个时间与史载尧造围棋的时间差不多，仅晚了150年。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或者说这些陶罐上的棋盘纹是否受到过不久之前"尧造围棋"的影响尚无定论。但我觉得，几千年前在陶罐上要画出如此方正图形并在其中画出如此平行的、线条明确的纵横棋盘状图案不大可能是当时造罐工匠的心血来潮，而显然是受到生活中某种启示或指示的影响的。我想，这种启示很可能就是在那个年代刚诞生不久却颇受少数贵族人群欢迎的围棋吧？（人们在其它地方的某些出土文物上也看到绘有纵横交叉的线条图文，但那些线条都是随意而绘，像篱笆一样倾斜交叉，没有绘有四个边，更没有与四个边平行的线条图案。像下图那样的绘有与其四边如此规整平行条纹的也与围棋盘最为接近的图案是迄今考古中绝无仅有的--作者注）
图注：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的棋盘纹陶罐
虽然尧造围棋后近2000年均罕有文献或实物证明围棋在中国是如何存在和发展的，就连类似于永昌鸳鸯池出土陶罐棋盘图案的文献或实物证明也没有。（真不知是何原因？但我相信这段围棋发展空白今后考古一定会填补的--作者注）但到了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围棋在中国确实就已经相当普及了。那时候一般生活无忧的有闲阶层可能都会下围棋了。
比如，最早记载围棋的古籍是成书于公元前400多年的《左传》，它在《襄公二十五年》中说："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耦同偶，意为对手--作者注）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涉及围棋的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描述的时间是公元前548年。史家能以描述下围棋的人的神态去形容人们做事犹豫不决的坏处显然表明当时围棋在社会上已很流行了。再如，成书于公元前300多年的《论语·阳货》也借孔子口吻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这里将春秋晚期各国有闲阶层的闲暇生活描述无遗。根据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的"弈，围棋也"，这里的弈者及（博）弈者都是指下棋的人，也即棋手。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在中国已很兴盛是确证无疑的了。可惜的是，迄今没有发现这个时期的任何有关围棋的文物出土。
然而，围棋棋盘并非一开始就是现在这种纵横19道线361个交叉点的样子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想必也经历了一个棋盘由小到大，棋子由少到多，变化由简到繁的逐步演化和发展的过程。但是围棋的这种变化与发展具体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我想，除了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实物加以印证以外，必要的、符合逻辑的分析和推测还是少不了的吧？
经检索，迄今考古中发现的最早的围棋实物是1998年在对陕西省西汉年间（公元前200年）汉阳陵南阙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一块带有残损的陶质围棋盘。呈不规则五角形。其残长２８．５厘米至５．７厘米，宽１９．７厘米至１７厘米，厚３．６厘米。棋盘两面均为阴刻直线。因是残片，这个棋盘只能看出不止13道格局线，而是更多。根据残留部分分析，这也很有可能是一块纵横15道甚或是17道线的棋盘。详见下图：
图注：陕西西汉汉阳陵遗址出土的陶质围棋盘
从这块陶质围棋盘残片看，西汉时期的棋盘就已经至少有15纵横道线了。有没有可能是17道线呢？我想，一切皆有可能。而且据考古人员说，从其质地及线条的粗粝程度看，似乎是在当时的一块铺地方砖上临时刻划出棋道线条的。所以这块棋盘虽出土于皇家陵园，但并非皇家之物，很可能是汉阳陵的守陵人为能闲暇时下棋信手刻划而成的。由此推断，在距今２０００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围棋不仅如春秋战国时那样是贵族有闲阶层的游戏，而且已流行于类似守陵人这样的平民百姓之中。
1952年于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中发现的一件石质围棋盘则比较完整。此棋盘呈正方形，盘下有四足，格局纵横各17道。作为汉魏时期围棋盘格局大小的一个罕有物证，这个棋盘与东汉三国时的魏国人邯郸淳所著《艺经》中描述的"棋局纵横17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围棋盘的记载是一样的。这个棋盘的发现表明至少在东汉时期，围棋就已经发展到纵横17道线的格局了。
图注：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出土石质围棋盘
另外，1975年在山东邹县发掘的西晋刘宝墓中，竟然有一副装在灰色陶盒里的基本完整的围棋子，黑白色天然海卵石磨制的，圆形，共289子（也有说272颗棋子），与17道棋盘是相适应的。因为15道棋盘用不了这么多棋子，而19道棋盘这棋子也不够。可见，无论是棋盘实物还是棋子实物的出土都说明，无论在东汉（公元25年-220年）还是在两晋时期（公元265年-420年），都是流行17道围棋盘而不是15道或者更多道线的棋盘的。
图注：西晋刘宝墓出土天然海卵石围棋子
当然，围棋在中国的发展也不是均衡的。可能由于信息闭塞以及风俗习惯使然，虽然中原地区17道棋盘早在东汉时期就已普及，但有的地方一直到唐代（公元618-907年）甚至辽代（公元907年-1125年）却还在继续使用15道甚至13道的棋盘。这在考古上也时有发现。比如，湖南湘阴出土的15道唐代围棋盘和内蒙出土的辽代13道格局的围棋方桌以及1972年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仕女弈棋》图上所显示的15道棋盘等。也有分析认为，这些13道或15道棋盘的流传地多为中原文化对其影响较为滞后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与当时（唐代或辽代）或以前（东汉及三国时期）中原地区早已广泛使用17道棋盘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我认同这种分析。因为古代中国各地发展极不平衡，文化方面的差异尤其突出。何况围棋这类难登官牍正史的消遣博弈类的游戏之物呢？（湘阴虽不属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但不排除可能因墓主喜欢以此博戏而非下棋而仅属个案的可能性--作者注）因此，这些出土的唐以后时期的少于17道的围棋盘实物并不能代表当时中原地区没有通行17道或19道线的围棋格局。
图注：新疆出土唐《仕女弈棋》图，显示纵向15道棋盘，横向16道线可能是画误。
最有意思的是，就在前些天（12月中旬）最新的考古新闻报道说，在南昌西汉海昏侯（汉武帝之孙刘贺？）墓里竟然还发现了一块棋盘。据考古方面人士说，"这个棋盘约20厘米见方，出土的位置是娱乐用具库。"还说，从这可以看出，围棋在西汉时期，已经成为了高等贵族的一种娱乐方式。"从历代墓葬中，可以看出，随葬物品一般为墓主经常用的东西，所以从这可以看出，下棋是海昏侯的一大爱好。"（详见下图）
可惜关于这块在围棋史上十分重要的棋盘的考古信息迄今只有这么一点儿。从这个照片既看不出棋盘的材质，也看不出棋盘的道数。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照片上的棋盘露出的14道线看，这块棋盘至少有15道线。有没有可能是17道线呢？我想可能性是有的，但如果是17道线，那就不仅表明汉阳陵出土的那块棋盘残片可能也是17道线，而且表明中国的围棋盘在西汉时期而不是现在认为的东汉时期就已经是17道线格局了。一下子将17道围棋盘历史提前了200多年，这不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又是什么？我相信不要多久，这块围棋盘的真面目以及围绕这块围棋盘的考古分析资料都会逐步问世的。我很是期待相关信息的进一步披露。
图注：2015年12月12日西汉海昏侯墓内出土的围棋盘照片
暂且撇开最近那个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未露真面目的围棋盘不说，前述的这些考古发现都表明，中国的围棋至少在东汉以及稍后的两晋时期（公元265-420年）都是纵横17道线的棋盘。但自那以后的某个时期，也可能就是在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或隋朝（公元581-618年）或唐朝初期的这二百年时期吧（具体请详看后面的分析），在这段时期里，中国围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革命性的升华，即围棋盘从纵横17道289个交叉点一下子升格到了纵横19道361个交叉点！
这不是一个小事件。围棋盘从纵横17道各增加两条线到纵横19道，将棋盘上可以落子的交叉点从289个增加到361个（增加了72个交叉点），不仅天文级数般地增加了围棋的变化，而且也必然会从根本上颠覆原来肯定存有的那些围棋的定式和习惯着法。当然，围棋棋盘的这种扩容也必然会极大地扩展对弈者的棋局视野和海量增加他们对下棋路数进行演化的计算量，不仅下棋的竞技性亦会因此而陡增很多，而下棋的乐趣可能也会相应地成倍放大。但如果说围棋盘真的是从公元420年至618年这个时间段从17道线发展到19道线的话，那么这还需要人们继续以历史事实，即出土文物或历史文献来说话方可。
不过奇怪的是，也有文献资料显示围棋盘格局发展成为纵横19道是从东汉开始的，而不是考古实物证实的南北朝隋唐时期。这让人们在研究围棋发展史时感到十分困惑。
比如，北宋李逸民《忘忧清乐集》甄选了前代及本朝名家弈谱五十余图局。其中记载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等棋谱图局，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围棋棋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棋谱局面上显示的都是19道而非17道棋盘。如果《忘忧清乐集》所载的这两幅棋谱都是真实的，那么就可以表明中国早在东汉末年西晋初年就已经有了19道棋盘。但这会是真实的吗？一直以来学界都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棋谱上只有寥寥43步棋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棋谱是后人托伪的。因为从所有的出土文物考证来看，东汉末年三国乃至西晋时代，中国并无纵横各19道线的围棋盘问世，迄今出土的都是17道线棋盘。
图注：宋《忘忧清乐集》所载"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
那么人们可能会问了：既然中国围棋东汉末年和西晋时还只是17道棋盘，那么19道棋盘又是何时形成的呢？有没有可能出现在稍晚些时候的南北朝晚期呢？我觉得有可能。理由是有历史文献支持。比如，被认为成书于公元五世纪左右（相当于南北朝晚期）的《孙子算经》上有一句话说："今有棋局方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曰：三百六十一。"《孙子算经》这本书虽然作者不明，但多认为是南北朝时期成书的。所以，那个时候围棋有19道线的棋盘是有可能的。
此说也有辅证。比如，敦煌出土的南北朝北周时期的《棋经》也说："棋子圆以法天，棋局方以类地。棋有三百一十六道，放周天之度数。"这里"三百一十六道"的表述可能是"三百六十一道"之误，因为没有哪两个相同的数相乘可以得出316（15x15的积仅为225，而17x17也只有289个交叉点）。这里的"放"字亦为"仿"字误。
《孙子算经》和敦煌《棋经》都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虽然作者均佚名，但这两部有关计算和围棋的著作实在了不起。前者提出的"物不知数"命题及其算法震铄古今，被称作"中国的剩余定理"。后者虽仅有残卷七篇半（原文为八篇），159行字，却将诱征、势用、释势、棋制等围棋要诀一一加以诠释并将孙子兵法战略战术思想巧妙地用在下棋上，使得原本属于一种智力游戏的围棋更具有战争之际进行实战演练的意味了。
最能证明围棋已经发展到19道线格局的历史文物于1959年的河南省安阳北郊发掘出土。这个墓葬属于隋代开皇十五年的张盛。此人生于北魏景明三年(公元502年)，卒于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去世时位居征虏将军、中散大夫。有意思的是他很喜欢下围棋，死后还用一个供把玩的小型白瓷围棋盘陪葬（见图）。这个棋盘呈正方形，盘面上刻有纵横直线各19道。有人说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19道棋盘。但仔细看，这19道线均已深深地刻划到四个边的边缘处了，如果用它下棋的话，棋子显然是无法下到棋盘边上站住的。但这个围棋盘确确实实刻划有纵横19道线痕呀。因为如果是17道线的话，制瓷工匠一般不会将线条刻画到棋盘边缘的。但为何这个棋盘会这么制作呢？难道围棋正好在那个时期从17道发展到19道格局的吗？我觉得这也许是可能的。根据这个分析，如果我说这个隋代墓里出土的围棋盘可能是一个正处于围棋从17道朝19道棋盘过渡期的考古样本代表也未尝不可的吧？
图注：河南安阳隋朝张盛墓出土瓷质19道围棋盘
从前述棋盘的演变过程看，围棋显然有一个逐渐由简到繁的发展轨迹。因为棋盘越大，变化就越多，棋局也就越复杂，而博弈者互相斗智的竞技性也更加强烈了。但问题也出来了，即如果围棋就是从南北朝晚期至隋唐早期从17道发展到19道线的，那么当时究竟有哪些因素促使围棋出现这个飞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伤脑筋，因为迄今似乎既没有历史文献说到此事，也很少有现代人研究过此事。不过至少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撑南北朝隋唐时期围棋出现这一飞跃性发展的社会原因，那就是当时是继两晋之后中国历史上围棋发展的一个最为普及和繁荣的时期。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很多了。以后也有机会撰文专论此事。所以这里不再赘述。
现代也有人分析过围棋盘为何会从17道线扩展到19道线问题。比如，人称围棋博士的何云波先生就大致分析过这个问题。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有人曾作过计算，在十七路盘上下棋，围三路共需48子，围出112目，平均每子的价值为2.33目，围四路需40子，围出81目，每子价值为2.03目，子效差值为0.30目，三路有利：十九路盘，围三路56子，136目，平均2.43目，围四路48子，121目，平均2.65目，子效差为0.22目，四路有利。"他接着为了突出19道棋盘的子效，还分析了21道棋盘围棋子力的优劣，最后得出结论说，"据此断言，十九路盘是最佳路数，因为它在三、四路间落子，其子效差最为接近，在守地与取势之间最为均衡。"（摘自何云波《围棋盘的奥妙》，《国学周刊》第53期第3版）
何先生这里是以"有人曾作过计算"的方式分析此事的，也是从围棋的子力或叫子效上作此分析的。平心而论，这个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而19道盘的子效相对而言事实上也是较大的。但这种分析并不能完善地回答棋盘为何要扩展升格这个问题。因为这种因棋盘道数的局限性导致的子力或子效的发挥程度，不管是高还是低，对于对弈双方来说都是平等的，下棋时并不会因为子力不够高这一问题影响到对弈某一方的发挥。倘这种说法成立，下棋者显然并不会因此而生发出扩展围棋盘道数的改革动力。因为只要棋规（包含棋盘制约）体现了对弈者双方的公平和公正，而不是有利于哪一方、不利于另一方，扩大棋盘之类的改革显然是缺乏动力的。没有必要嘛。何况17道线289个交叉点的棋盘的变化空间也已经大到天文级数，大到人的计算无以复加程度了。显然，围棋从17道扩展到19道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子效大小，而是另有原因。国际象棋盘只有64格，局促得很，迄今也未见扩大可能也可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仅仅从子力或子效角度就得出南北朝晚期或隋唐早期人们之所以将17道棋盘升格为19道棋盘的原因的结论，其说服力显然还是不够的。我们得从其他角度来加以分析。
有没有这种可能，即比如说，经过数百年围棋技术的发展，到了南北朝晚期及隋唐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围棋最为普及、围棋技艺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当时的爱好围棋的士大夫们在对弈中可能经常感到17道盘天然存有某种有碍对弈双方棋力公平发挥的地方，所以才试着将围棋盘从17道线扩大到19道线以图解决这个局限性问题呢？也就是说，17道棋盘可能因存有天然的、容易造成对弈双方棋艺发挥不平等的障碍或叫局限性而导致一些具有开创性思维的棋手去试着将其扩展2道线至19道线的。而19道线棋盘又恰好可解决了17道棋盘的所有欠缺。如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分析，也许可以得出古人发明19道线棋盘的真正的原因吧。
其实，只要熟悉围棋的人都知道，17道棋盘的局限性较大。如四个角星位之间仅有9道线，而9道线使得挂角立二拆三后再拆边就只能拆一而不能再展开拆二了。而这次拆一在实战中又形同于再次挂角，但因棋盘制约，对弈的被挂角那一方则无法对挂角一子实施夹攻而只能自行守角或另外拆边了。而且，由于在立二拆三基础上再次拆一还无形中强化了立二拆三，对方即便想打入这个拆三，由于又多了一个拆一，这种打入要想成功不吃亏就几无可能。或者说，在多了一个拆一这种情况下打入立二拆三的话，打入方，也即进攻方总是要亏损的。久而久之，下的人多了，17道线棋盘上的这种变化就显得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了。或者说，这种下棋方式显然有利于挂角一方去扩展实地，而被挂角一方则因棋盘限制无法对挂角方实施有效攻击，只能朝另一个方向躲让，显得非常不公平。由此可见，17道线棋盘是有利于挂角一方而不利于被挂角一方。这种不公平其实也束缚了下棋双方施展攻防变换手段的手脚，这样不仅极大地限制了围棋技艺的发展，也极大地减少了围棋的变化及其给对弈双方带去的对弈乐趣。
而19道盘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其每个角上星位之间都有十一道线，每个边立二拆三后不仅都可以再拆二，甚至还可以再拆三去挂另一个角。即便对方打入夹攻，被夹攻一子也有较大的空间左右上下腾挪，或进角占地，或跳起取势以进行转换。而被挂角一方也会有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去选择或进攻或防守，或守地或取势，从而有利于对弈双方公平对弈并在棋局的攻与守、地与势上易于达致棋局的变化及其平衡。
当然，以上关于17道盘与19道盘在对弈公平性和攻守平衡性上的分析，虽然从围棋技艺本身来说是站得住脚的，但如拿来作为南北朝晚期人们选择将17道棋盘扩展到19道棋盘的历史原因的主要依据则仍显不够。因为这也是一种猜测，尽管相对而言比较合理，但迄今也没有发现任何历史文献记载南北朝隋唐时期出现的这场围棋革命的动因，更没有记载这场革命究为何朝、何国、何棋手发端？不过，隋朝张盛墓出土的那件可爱的19道线刻画到边的小白瓷围棋盘则向我们提供了隋代前后正处于这场围棋革命的过渡期的那个极具想象力的空间。
至于在不远的将来现在的19道线围棋盘会不会扩展到21道线的问题，我觉得既然19道线已经充分提供了对弈双方公平展示各自棋艺的足够的空间，而且其变化已多达人类已知宇宙的不可穷尽的天文级数，那么在最近一百年内讨论这个问题可能都是毫无意义的。
围棋之道，博大精深，但都隐藏在围棋之"道"之中。所以说，围棋之"道"，实非小道也。（作者/史啸虎）
延伸阅读
余英时：围棋境界与平常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开头便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其实“境界”说可以适用于一切艺术，甚至学术，西方美学和艺术哲学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即“taste”，汉语通译作“品味”，也和“境界”有相通之处。“品味”所指的是欣赏自然和艺术的能力。有一次我听一位科学家演讲，他特别用“品味”两字来区别科学家的高下。同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品味”仍有高下一步之异利兹联客场收获分，表现令人期待militaries；行外的人也许分辨不出来，但在同行之间则自有公论。爱因斯坦不仅科学成就超人不止一等，他的科学“品味”也远非一般物理学家所能望其项背。如果用“境界”两字来代替“品味”，我想意思还是没有太大出入。
围棋中境界为上
围棋是一门不折不扣的艺术，在中国文人传统中，琴、棋、书、画并列，它的艺术身份是无法否认的。今天在它的发源地，围棋已归入“体育”一类，但它的本质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围棋既是艺术，“境界”之说对于它当然完全通用，如果套用《人间词话》，我们也可以说：“弈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局。”
什么是“境界”呢？这是一个很难清楚答复的问题，大体上说，可以意会，不易言传。但是我首先必须指出，“境界”这个名词虽借自文学批评，它所代表的观念却很早出现在中国围棋史上。魏晋南北朝是围棋史的光辉时代，围棋号称“手谈”，说明它已是士大夫“清谈”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谈士”以精神境界的高下作为决定其“九品”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所以连带着围棋也定为“九品”。相传梁武帝（在位时间502-549）所诏定的“九品”如下：一、入神，二、坐照，三、具体，四、通幽，五、用智，六、小巧，七、斗力，八、若愚，九、守拙。日本“九段制”的渊源在此，当年应昌期为台湾设计职业棋士制度，改“段”为“品”，更是自觉地要保存中国的文化特色。
从上面关于九品的描述词看，显然每一品代表一种“境界”。不过若细加观察，九品又可划为两大层次，而以第五品（“用智”）为分水岭。五品以下属于技术境界，五品以上才进入艺术（或精神）境界。技术层次的各品今天还不难理解，因为这些是指具体的、局部的境界，相当于所谓“基本功”。如果以画的三品作模拟，达到了第五品的棋士所弈出的棋局大概都可以称之为“能品”。
但艺术层面的各品，如“通幽”、“具体”、“坐照”、“入神”便不容易说明白了。以画品为喻，即所谓“妙品”、“神品”的境界。我介绍传统的“九品”说是为了说明两点：第一，“品”即是“境界”，所以“境界”原已与围棋这门艺术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不是我们强加于围棋之上的；第二，古人早已将围棋划分为技术和艺术两个层次。这两点仍然是具有现代意义，是我们今天想深入了解围棋所不能不具备的基本条件。不用说，我在这篇短文中所谈的只限于艺术的境界，这也是王国维指出“境界”两字的用意所在。关于技术的境界，只有让专家去讨论。
我不想，也不愿意抽象地谈论“境界”问题，因为这会越谈越玄，使读者完全摸不着头脑。我的中心论点是很简单的：作为一门艺术，围棋必须不断提升它的精神境界，这虽然是个没有止境的征程，但却是围棋界不能不全力以赴的目标，古人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仍然可以是我们的座右铭。
吴清源的“平常心”
现在让我暂且撇开“境界”问题，转而谈谈怎样才能走上追求高境界的道路。悬空说“境界”最后必流于不着边际的玄谈，这是我想极力避免的。所以接着我要介绍“平常心”这个观念。
“平常心”一词今天往往在围棋评论文字中出现，但是年轻的读者大概很少知道它的背景了。这个背景包含着现代围棋史上一个很美的故事，值得重说一次。
1965年日本第四期名人战决战，吴清源在循环圈中七连败，这是他旅日37年中前所未有之事。这一年他已51岁，年龄当然也是一个因素，但更关键的因素则是他上一年在东京曾被摩托车撞倒，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尤其视力退化得很厉害。然而也就在这一年，他的唯一弟子林海峰竟取得了名人挑战权，并且一鼓作气，以四比二的战绩，将日正中天的坂田荣男赶下了名人宝座。23岁的名人不但在当时是破天荒的大事，而且一直到今天也依然是一个没有被打破的纪录。林海峰夺得名人当然首先是因为他已具备了棋艺的实力，但是在这一漫长的挑战过程中，他先后受到了吴清源的两次指点，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次是名人循环圈决定挑战权谁属的最后一战，海峰的对手是当时拥有“十段”头衔的藤泽朋斋。藤泽虽曾在十番棋中两次惨败于吴清源之手，但这时棋力已恢复，是当年四五名超一流棋士之一，他的杀伤力惊人，持白往往走模仿棋，然后强行打入黑阵，破敌而归。这一战恰好轮到他拿白棋。海峰感到困惑，便到小田原吴老师的家中去“取经”。吴清源为他讲解了几年前自己与藤泽所下的一盘模仿棋。这盘棋虽然是藤泽持白中盘胜，但吴清源的毛病出在后半盘，黑棋对付白棋模仿的布局还是很成功的。海峰在最后一战中便完全照老师的战略落子，一直到第六十七手，黑棋占据天元为止，与以前吴清源和藤泽之战一模一样。最后海峰尽歼打入的白棋，取得中盘胜，以实践证明了老师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这盘棋当时已轰动日本棋界，因为这是棋史上从未有过的事。
但这期名人战更大的轰动还在后面，即海峰挑战成功。第一局在东京福田家举行，海峰虽养精蓄锐，全力以赴，还是持白败下阵来。海峰在赛前对记者说，希望第一局能猜到黑子，可增加一点安全感，但事与愿违，无可奈何。这时海峰的心情既焦灼又沮丧：焦灼，因为“名人”宝座对于他来说好像近在眼前，然而却又远在天边；沮丧，因为第一局失利更打击了他原来已不是很强的信心。因此在去冲绳岛进行第二局挑战之前，他又到小田原去求老师指点一条明路。下面是海峰口述当时的经过，由名记者黄天才笔录的一段文字：
吴老师听我说明来意之后，微笑着说：“我想到你会来看我。你此番迎战坂田，我教给你三个字：‘平常心’。”
吴老师当时是用日语念出这三个字来的，这是日语中很浅俗的一句话，意思一听就懂，但我却不明白这句话与棋道有关。吴老师接着向我解释说：“你不可太过于患得患失，心情要放松。你今天不过二十二三岁年纪，就有了这样的成就，老天对你已经很厚很厚了，你还急什么呢？不要怕输棋，只要懂得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那么，输棋对你也是有好处的。今天失败一次，明天便多一分取胜把握，何必怕失败呢！和坂田九段这样的一代高手弈棋，赢棋、输棋对你都有好处，只看你是否懂得珍惜这份机缘。希望你保持平常心情，不要患得患失，把头都搞昏了。”
吴老师的话，真像给我当头泼了一盆凉凉爽爽的清水，我的神智陡然清醒了许多，而且觉得脑海中灵光闪闪，智虑澄澈。从小田原吴老师家中告辞出来，我轻轻松松地坐火车回东京，两天后，又轻轻松松坐飞机上冲绳。一直到今天，我再没有为输棋赢棋，患得患失而心烦意乱。（见《围棋》，第12卷第11期，台北，1967年11月，38页）
林海峰回忆这两次求师问道，已在1967年第三次名人卫冕成功之后，但我们仍然感到“平常心”三个字对他的精神冲击之大，真有“醍醐灌顶”之功。根据上面关于技术境界与艺术境界的划分，我们可以说：第一次问道，海峰的收获是在最高的技术境界方面，第二次则进入了最高的艺术境界，海峰从“平常心”三字诀中得到一次精神的飞跃。
在师徒问答中，吴清源用日语念“平常心”三字，林海峰以为这是“日语中很浅俗的一句话”。其实，这三个字来头很大，初听似乎浅俗，深一层追索，却妙义无穷。由于汉语中今天只有“平常”两字，海峰也许误会“平常心”是日语。所以我现在要找出“平常心”的来源，并揭示它和“境界”的关系。
平常心之来源
《景德传灯录》卷八记马祖道一（709-788）的话：“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
马祖是禅宗六祖慧能的再传，属于南岳派第一代弟子。“平常心是道”的话题便是他最先提出的，后来由他门下的南泉普愿（748-834）加以发挥，再传给第三代的赵州从谂（778-897）。《无门关》记载了下面的故事：
南泉因赵州问：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还可趣向否？泉云：疑问即乖。州云：不疑争知是道？泉云：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洞豁，岂可强是非也。州于言下顿悟。
南泉和赵州师徒问答，几乎与吴清源和林海峰的对话先后如出一辙。赵州和海峰同是因为师父“平常心”三个字的启发而得到“顿悟”，遥遥千载，足成佳话。日本僧人虽早在唐代便到中国来学习佛教，但所取的经大体都是天台宗、密宗这类，对于当时盛行的禅宗反而不十分注重。但到了南宋，他们开始将大批的禅宗语录搬了回去，从此禅宗各派不但在日本大行其道，而且不断发扬光大，一直到今天。“平常心”这三个字大概很早便在日本人的心中生了根，因此变成了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了。
我们看了上引马祖和南泉关于“平常心是道”的描述，便立刻会发现：“平常心”正是通向最高精神“境界”的不二法门。回到围棋领域，我们可以由此推知，当年林海峰受益于老师“平常心”三字，必是他的棋道“境界”陡然跃升了一层，因此才有当头泼一盆凉水等等描写。黄天才所记吴清源的一段话，则是针对海峰的特殊心理状态作随机的指点：其中语言是具体的，远不足以尽“平常心”的全部意涵。这里正遇到了“言不尽意”的问题，读者绝不可“死在字下”。吴清源既如此郑重提出这三个字，则马祖所谓“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和南泉所谓“太虚廓然洞豁”种种“境界”大致也在其中。我这样说并不是故神其辞，而是基于两个理由。
第一是对于吴清源的认识。1971年我初访东京，曾与吴先生有一席之谈，据我的观察他确已攀上了围棋的最高境界，1986年香港中文大学决定颁赠他荣誉博士学位，我应中大友人之请，特别写了一篇《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特别介绍这一点（现已收在汉译本吴清源《二十一世纪围棋下法》附录中，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吴先生虽不是佛教徒，但他因养病之故，曾在寺庙中休养过很长的一段时期。他后来说，庙中清修有助于精神的凝聚，虽然对棋力并没有直接的帮助。可见他对围棋的精神境界和技术境界，分辨得很清楚。他口中说出的“平常心”三字或有禅宗的渊源，其含意当比日常语言为丰富。
第二，围棋在日本的兴盛本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读《坐隐丛谈》一书便可知其梗概。日本最古老的荣衔“本因坊”也起源于京都寂光寺，原是第一世本因坊算砂上人的住处。如果我们承认围棋除了技术境界之外还有艺术境界，那么禅宗思想恐怕不能不算是日本围棋世界中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这不是说日本棋士人人都懂得“禅”，而是说“禅”早已弥漫在日本围棋文化的空气之中，没有人能完全不受感染。日本古今棋士中有不少人是把围棋当作“道”来追求的，因而有所谓“求道派”。由“技”上升为“道”，围棋便进入了独立自主的艺术世界，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和其他世界（如政治世界、经济世界、学术世界等），虽相关联，但却并立而不相统属。日本“棋道”中当然也不全是“禅”，古今许多“胜负师”型的棋士则显然承受了本土“武士道”的传统。天保时代（1830-1850）井上因硕的弟子赤星因彻为了代师复仇，与十二世本因坊丈和下“争棋”竟至吐血而死，便充分体现了武士壮烈“殉道”的精神。总之，围棋在日本是“道”，而构成“棋道”的精神因子则是十分复杂的，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一个要点。我虽然没有足够的能力把日本“棋道”的丰富内容一一分析出来，但是我深信围棋在日本之所以形成一个悠久博大的艺术传统，必与此有莫大的关系。借用老子的话来描述它：“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基于我对吴清源和日本围棋文化的双重理解，我相信吴清源“平常心”的点化和林海峰“于言下顿悟”，决不止于日常语言的表层涵义。他们的问答触及了“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境界。但他们之所以能企及此境，又和他们的特殊机遇分不开：他们两人都曾长期浸润在日本围棋文化之中，而围棋文化又是日本整个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虽在努力吸收西方文化，却从来没有抛弃一切旧文化；不但不抛弃，反而尽量保存传统中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围棋亦如此：它在制度方面越来越现代化，但是“道”这个传统的观念并没有被驱逐于围棋世界之外。相反，“棋道”与“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汇合起来，取得了新的意义。这正是“平常心”三个字的文化背景，也可以说是语境。离开了这个文化背景或语境，吴、林师徒的对话便不可能发挥出那样大的精神力量了。
平常心、境界之于中国棋手
最后，让我谈谈“境界”、“平常心”对于中国围棋现状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启示。大陆围棋界最近似乎很关心中国的专业棋手为什么在国际大赛中落在韩、日之后，又为什么中国最好的棋手一到三十多岁便开始走下坡路。如果照上面的分析，围棋本有技术境界与艺术境界之分，我想问题的关键是在后者而不是在前者。这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先后出现了好几代的优秀棋手，他们的才能决不在日、韩超一流棋手之下，这已是屡经实践证明了的。中国棋手在技术境界上已赶上了日、韩，但在艺术境界方面，中国恐怕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这里让我介绍另一种“境界”说作为说明。已故哲学家冯友兰曾提出过关于“人”的四种“境界”，他分别称之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这是从低到高的四种境界，可以借来谈专业棋手的造境问题，不必与冯氏原义一一符合。
“自然境界”是指棋手的天生才能。围棋与数学相近，所面对的都是人造的抽象系统，与经验世界不发生任何关系。正因如此，数学家和围棋手都必须在很年轻的时候及早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二十不成国手，终身无望”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在这一境界上，今天中国棋手已攀登了高峰。
其次是“功利境界”，指棋手对于个人名利的追求。这是一种必要的动力，促使他们在技术进修方面不断努力。这一境界是所有棋手，不分国籍，都具备的，中国自然也毫不逊色。
第三是“道德境界”，在围棋上的具体表现便是为一种更崇高的、超越个人名利之上的目标而下棋，特别是有关国家民族荣誉的国际竞赛。这是促进围棋的集体发展的一大动力，中国棋手在这一方面也早有惊人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的中日擂台赛尤其是光辉的例证。但由于这一境界是外在于围棋艺术的，它不免有阶段性，而不是棋手所能长期保存的精神状态。
第四是“天地境界”，我在这里借以指棋手将自己的精神生命与“棋道”融合为一体的最高境界。让我再举吴清源为证道的实例。日本围棋评论家称吴清源为“天人”便把这个意思很生动地表达了出来。1958年藤泽朋斋曾提议奉吴氏为第一届新“名人”，其理由是“吴氏棋艺已达‘真剑化’，实已与围棋混为一体，乃当然名人”。这更是“天地境界”的最好注释。我在本文开端所引王国维的“境界”说，也是指此而言。
就“天地境界”言，中国大陆几代新棋手似乎尚未达到。他们之中最高的也只到“道德境界”而止。但这个责任不在棋手，而在围棋文化。藤泽朋斋能说出上面那句话，便十足证明日本围棋文化中一直悬“天地境界”为最高鹄的，而时时心向往之。现在一般的看法都认为日本有完整的围棋制度，所以专业棋手才能老而不衰。这未免把问题看得太浅了。制度和技术一样，属于“硬件”，不难移植，文化则是“软件”，非经长期培养不能有成，而且绝不可能以借外债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即使在观念上承认了“境界”和“平常心”的无上重要性，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为之作扶持，这两个观念便将如无源之水，随取随竭，终不能发生润泽的作用。怎样为中国建立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互助的围棋文化，这将是21世纪中国人的共同课题。
2010年3月，余英时先生的散文自选集《情怀中国》由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收集了余先生近年散文作品，分为《故国篇》、《怀旧篇》、《坐隐篇》和《母校篇》，谈个人情怀、家国文化、师友忆往等。经余先生与天地图书授权，从中选取两篇文章刊登于《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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